18世纪，茶曾经在以法国为代表的欧陆国家风靡一时，但很快就被咖啡和葡萄酒所取代。正如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说：“茶叶只有在那些不生产葡萄酒的国家才能够真正受到人们的喜爱。”那个时代咖啡馆基本上是成年男子聚会谈论的场所，咖啡几乎被认为是男性的专利；与之相对，茶则成为广大女性群体的宠儿。饮茶这一新习惯逐渐在18世纪末的英伦风靡起来，因为英国人偏爱在茶中加入糖和牛奶，这一饮用习惯疑似受到了土耳其等阿拉伯国家的影响，红茶逐渐占据了茶叶市场的主导地位。
面对18世纪末近乎井喷式的茶叶需求，茶在英国的唯一代理商东印度公司加大了对茶叶的进口，但这种努力仍旧捉襟见肘。与此同时，民众也开始对国内居高不下的茶叶价格怨声载道，猖獗的茶叶走私和为牟取暴利而来的假冒伪劣商品严重地扰乱了茶叶市场秩序。因进口茶叶所造成的贸易逆差和旺盛的消费需求，使很多英国人都意识到，是该到中国之外寻找茶叶生产基地的时候了。
诚如美国人类学家西敏司·明茨所说：“当一位英国工人喝下了第一杯加了糖的热茶，这就意味着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了，因为它预告了一场巨变，经济与社会的全面翻转。”
印度理所当然成为建立茶叶种植园的首选。印度是英国殖民地，英国人在印度享有高度的控制权，英国的公司和个人可以全面介入茶叶的生产和管理。位于印度东北部的东喜马拉雅地区与中国茶叶种植区的气候条件十分类似，尤其是阿萨姆、大吉岭等地。英国在1834年专门成立了一个茶叶委员会，负责调查引进中国茶树和茶树种子的可能性。东印度公司曾派遣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到中国寻找优良茶种，福琼走遍了中国很多地方，将从中国带来的种子成功地移栽到了阿萨姆的贾瓦尔和库玛翁，并由他招募的中国人生产出了优质的茶叶。
与福琼这些植物学家的想法不同，还有一些人认为只要通过对印度本土的野生茶树加以驯化和改良就可以使其变为优质茶种。C·A·布鲁斯和查尔顿上尉这两名英国军人就是此种观点的笃信者。他俩在阿萨姆地区发现了野生的茶树林。阿萨姆茶树生长在丛林中，可以长到17米高，抗寒性能较差，叶子较大，而且比较坚韧。1836年底，C·A·布鲁斯的茶叶样本送到了加尔各答，在阿萨姆种植的茶叶首次被认为达到了“可销售的品质”，后来还在1839年的拍卖市场上拍出了每磅34先令（1.7英镑）的天价。高额的利润终于让伦敦金融业的风险资本家蠢蠢欲动，他们难以按捺心中对茶园的无限向往，纷纷向阿萨姆的茶园投资，并迅速组建起了阿萨姆公司，进而成为印度最大的茶叶生产公司。成立茶叶公司一时成了冒险家们的新宠，到1859年底，除了阿萨姆公司和乔尔豪特茶叶公司外，在阿萨姆还有另外50个茶叶种植园。早期的茶叶种植园，自然条件非常恶劣，它们大都建在雨林和河谷深处，那里不仅有猛虎、野象等野生动物出没，而且也是疟疾等疾病滋生的温床。阿萨姆的人口并不稠密，而种茶、制茶又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茶园所需的劳动力几乎全部要仰仗输入。这些劳工中有很多是妇孺，他们常常还没有到种植园便病死途中，侥幸存活下来的劳工还要忍受超长的劳动时间和种植园主野蛮残暴的奴隶式管理。这种境况直到20世纪中期以后才逐渐得到改善。
自鸦片战争以来，英国人仅用了40年的时间就摆脱了对中国茶叶的依赖。到了1880年，印度的茶叶种植面积达到了843平方公里，其中四分之三都在阿萨姆，茶叶产量达到了4300万磅。印度生产的茶叶大部分被运往英国。相对于中国的茶叶来说，印度茶叶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它是免税的。1888年，印度的茶叶产量首次达到了8600万磅，英国从印度进口茶叶的数量第一次超过了从中国进口茶叶的数量，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印度茶代替中国茶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借由这场声势浩大的茶树种植运动所引发的经济与社会的重大变革，印度的茶叶种植园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阿萨姆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也发生了空前剧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