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绣江山变断壁残垣，茶的命运只是近代中国人所遭受伤痛的一个缩影。家国情怀一旦浓缩在一杯茶之内，带来的影响也就不一样。
1895年，中法两国政府签订的《续议商务专条附章》和《续议界务专条附章》，法国人借此攫取了滇越铁路的修筑权，并把猛乌、乌得划归法属老挝，连同磨丁、磨别、磨杏三处盐井，云南五地割让土地近3000平方公里。
当然，这一年清廷丢失的还不只是云南边境的大片土地，整个台湾都被割让给了日本，举国震惊。康有为等人发起“公车上书”，孙中山领导了“广州起义”，严复则发出了“救亡绝论”。谁能救国？谁能自救？
割让领土之举，引发了边境上持续十年的抵抗运动。大厦将倾，国已非国，边地诉求无法动摇清廷的决心，自此十二版纳少了领地，而大片茶园也尽落入他人之手。后来，猛乌、乌得的茶农不服从法国人的统治，砍伐了许多茶园，迁徙回到版纳境内。
中法谈判后仅仅两年，1897年法国就在思茅（今普洱）成立领事馆，思茅被辟为通商口岸，对茶叶出口课税。茶山之利，终落外人之手，陈荣昌的担忧成为现实。
1898年，光绪帝下令各省成立茶务学堂，学习日本和印度制茶。
1913年，云南民政厅长罗佩金在发给省议会议员的报告中说，昔年中国茶畅销俄、法等国，现在销路遇阻，反而落后于日本。主要原因是中国茶制作粗糙，不如日本茶精美。这样带来很严重的后果，传统红茶、龙井受到影响，云南的普洱茶、宝洪茶也跟着遭殃。于是他建议派4个人去日本、台湾地区学习制茶法，再派两名去爪哇，通过学习再兴滇茶。
1913年，云南派出朱文精、陈洪畴、张相实等到日本静冈学茶，回国后，朱文精、陈洪畴等人创办了云南茶叶实习所。1924年，云南“模范茶园”成立。如果比较其后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在云南的作为，朱文精他们这一代可以说并没有完成实业救国的使命。
直到1937年5月1日，在“实业救国”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之下，以茶业救国为目标的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茶公司)在南京成立。这是一家由各个省级分公司组成的集团公司，然而当时云南并不在重要茶区的名单上，中茶公司主要基地是安徽、湖南、湖北、浙江、江西和福建。其迫于战事不得不到西南发展后，云南才成为中茶公司重要茶区。我们从云南茶业发展的历程也可以看到这点：清代才开通最后一个茶马贸易之地，到了法国、英国入侵西南，云南的价值才一次又一次被发现——而这一次的触发点，是中国面对日本的全面入侵。
1938年9月，云南作为备选茶区，中茶公司董事长周诒春派出郑鹤春和冯绍裘前来考察。他们对云南大叶种的肯定，使得中茶公司加快布局，在云南资本大家缪云台的支持下，12月16日，便火线成立了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