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秀”已经把目光瞄向一百年，它要做出茶业的百年老店和良心。
从喝茶学起
2004年秋天，正在昆明度假的港商郑炳基听说云南普洱茶厂正在改制。17岁便开始在商场打拼的郑炳基联想到早已席卷台湾和香港的普洱热潮，一眼便看准了这个行业充满商机。
10月10日，郑炳基来到宁洱县，两周之内便于政府及有关部门签署了合作协议，用2100万的价格收购了这个成立于1975年的云南国营老厂。
随后兴冲冲带朋友前往茶叶基地视察时，郑炳基真有些不知所措：“大部分的茶园都已经撂荒，茶农跑了大半，虽然号称集团公司，可工人只剩下19个，6个茶叶基地也相隔甚远。”
他没有被吓走。在生活环境与粤港有着天壤之别的宁洱县，郑炳基思路还是很清晰：“我一直看好普洱茶这个行业，而且，六个茶叶基地之一的版山是当年的皇家贡茶园，这里遍地都是珍贵的古茶树。”
收购后的“云南普洱县茶厂”重新注册为云南普洱茶(集团)有限公司，“普秀”正式开始与云南几百家茶企“群雄逐鹿”。
对普洱茶几乎一无所知的郑炳基从喝茶学起，3年内注资3000多万元，对6个生产基地进行整理，改扩建原有的厂房和主车间，改造道路、水路和电路，基础建设就陆陆续续做了两年。为了改善茶园管理，郑炳基跑了两百多里路找到了当年厂内的技术精英，用专车把他们接回宁洱县，并承诺保障3000多户茶农的日常生活；为了有效控制茶叶的农药残留含量，他鼓励茶农养猪积蓄家肥用于茶园施肥。
“行业危机很大”
2006年，在深圳一家电子产品公司做人力资源管理的孙大勇应聘进入云南普洱茶(集团)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助理。放弃大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而跟着郑炳基来到乡下，孙大勇最为认同的就是郑炳基的为商之道：“2005年，有上海和香港超出5000万的风险投资想要入股，董事长都没有接收，仍然独资打拼。他只想实实在在把这个行业做好。”
2005年，第一批“普秀”茶下线。郑炳基满怀信心带着“质量绝对有保证”的茶叶进入市场后，发现绝大多数商家都在炒作“老茶饼”，新茶几乎无人问津。多方打探后，郑炳基才深刻体验到普洱茶业原来“水深似海”：“普通的茶饼，如果是生饼，一块大概是15元到20元，如果是熟饼就是20元左右，但通过造假，只要几个月或一年的时间，一饼茶就能变成几百、几千到几万元不等。”
尽管“心里很难受，觉得行业危机很大”，郑炳基还是打起了营销的算盘，结果开专卖店照样没有多少生意：“第一年我定的是卖出80%，结果卖了50%；第二年还不如第一年，只卖了30%，昆明和普洱的仓库全部堆满了茶叶。”员工辞职，经销商解约，资金运转不畅，郑炳基连做梦都在想：“茶园面积这么大，如果没人管，没技术指导，企业最后会怎么样？”
“绝对不可以虚无飘渺”
不愿造假，更不愿把原料卖给造假的人。守着偌大的茶秧基地，郑炳基硬是坚持到2006年初普洱茶开始牛市。17岁闯荡江湖至今，郑炳基固执地坚守着为商的诚恳，却也从不缺乏一个生意人的精明和创意。茶叶生意繁忙起来后，郑炳基开始考虑企业的品牌文化。他组建的普秀阁演艺团，不仅在茶店表演，还在2006年登上了广州“哥德堡号”的演出现场。
掌舵3年，郑炳基终于让公司扭亏为盈，“普秀”在业内占有的市场份额达到1/15，进入行业内十强，资产评估3个多亿，皇家普洱的产地版山也已经开发成普洱观光园。
2007年茶市跌宕，成交量下降直接导致普洱茶库存积压，资金压力严重。业内人士称，市场上的存货在10万吨左右。云南普洱茶集团去年生产的2000吨茶叶，也还有1000吨在仓库。
即使如此，集团收购下属茶农的鲜叶价格还和去年一样。在“普秀”工作一年，一般茶农都能拿到上万元的收入。
郑炳基的信念深刻影响了身边的员工。面对行业中诸多的不规范，32岁的总经理助理孙大勇并不愿对记者描述太多：“普洱茶行业正在慢慢经历一个成长期，好的企业会生存下去，不好的企业自然会被市场淘汰。”
2008年3月，云南龙生绿色茶叶有限公司拿到创业板上市001号申请编号。“普秀”对此并无多少艳羡。从郑炳基到孙大勇，“普秀”的管理者们深深知道，上市远远不是一个公司发展的终端。对于新兴而脆弱的普洱茶市场，不是哪个企业独占鳌头就可以做强做大，“这个行业需要用公信力来维持发展。‘普秀’首先要考虑如何走得稳，才会考虑上市和并购。只有发展足够强劲的时候，公司才谈得上对股民负责。”
孙大勇告诉记者，2007年10月，“普秀”已经办妥了出口国际的所有手续，“我们是订单型出口，产品完全按照客户的要求进行包装和检测。‘普秀’拥有4万余亩茶秧基地，从来不做贴牌和代加工，也不会把自己的茶叶拿给别人做。”
在集团工作2年多，孙大勇最大的体会是“非常有挑战。做企业是一个非常考验人的行业，绝对不可以虚无飘渺，不可以跌跌撞撞地三步并作两步跑。企业和人一样，正是每一天做的事情决定了今后的发展，一个短期行为或许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普秀”已经把目光瞄向一百年，它要做出茶业的百年老店和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