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觉农（1897-1989）是我国著名的农学家、茶学家、教育家和爱国民主人士，是我国茶业复兴、发展的奠基人，被誉为“当代茶圣”。
当代茶圣——吴觉农
“神农尝百草，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这说的即是“茶”的发现；而在千年前的唐代，陆羽曾驾一叶扁舟探索了茶的幽深与浩瀚；至20世纪以后，当中国的茶业在危难中面临枯萎凋零之时，吴觉农先生像一位高瞻远瞩的船长，引领着中国一代茶人走出困境、绕过激流险滩，并且无私地为中国茶业奉献了七十年。
吴觉农先生自幼家境贫寒，从小就体会到农民的疾苦，将原名“荣堂”改为“觉农”，他说：“我的名字叫觉农，为什么叫觉农呢？我的一生中，最关心的是农民的生活和他们的生产，表达了要为农业振兴，唤起农民自己起来革命以改善生活的决心。”
吴觉农先生的贡献一部分在于开放的姿态。他是1922年浙江省教育厅招收的去日本研究茶叶专业的留学生，在日本农林水产省的茶叶试验场学习研修。我们知道日本的茶叶无论是栽培还是茶道的弘扬，都是来自中国，始于大唐帝国，盛于宋代。此后，日本茶事迅速发展，在茶树的栽培技术、茶道的普及方面都有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架势。吴觉农先生从茶乡浙江来到日本眼界大开，尤其是日本茶人搜集到的来自世界各地关于茶叶方面的资料，让吴老先生如鱼得水。当他看到英美等国的学者将印度列为世界茶树原产地的谬论时，利用在日本看到的第一手资料，撰写了《茶树原产地考》的文章，以雄辩的事实论证中国才是世界茶树原产地。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以开放的姿态迎接世界的挑战，是中国专家站在世界的高度首次对茶叶文化和历史的详尽阐述。
1922年吴觉农先生学成回国后，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重要文章《中国的农民问题》，该文后为毛泽东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选用作参考教材。1931年他到上海商品检验局任茶叶检验处处长，后又兼任浙、皖、赣等省茶叶改良场场长。其间，1932—1934年，吴觉农先生出任安徽省立茶业改良场场长，在积极推动茶叶改良工作的同时，积极筹备祁门茶业改良场；1934年，胡浩川先生出任祁门茶业改良场场长。
祁门茶业改良场是中国茶史上的一大创新，它“开中茶自来未有的创举”，在集科研、生产、销售于一体方面开我国茶界实业之先河，一批泰斗级的专家学者，包括吴觉农、胡浩川、冯绍裘、庄晚芳等都曾在这里工作过。
吴觉农先生明白，茶叶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要振兴中国茶叶就必须对茶叶的产制运销进行全面改革，为此写了《中国茶叶问题》、《中国茶叶复兴计划》等书。他倡导在茶区举办茶农生产运销合作社，以抵制洋商的垄断和中间盘剥。
抗战初期，吴觉农先生担任国民政府国家贸易委员会主持人，承办东南各省茶叶统购统销及中国与苏联的茶叶贸易。同时组织浙江省油茶棉丝管理处的同仁，翻译美国人威廉·乌克斯的茶叶著作《茶叶全书》。吴觉农先生和他的同仁抱着“使贫弱的中国茶叶界稍稍有点生气”的信念，克服因战乱带来的种种不利因素，终于在1949年5月完成全部翻译工作，并由上海开明出版社出版。
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中国茶叶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之后的一次思想的革命，有人认为是“中国茶叶改革途上的一个里程碑”。吴觉农先生主持翻译的《茶叶全书》当时只印了1000部，现已成为难以找到的孤本，东方出版社又组织人马重新翻译了《茶叶全书》,分上、下两卷出版发行。
吴觉农先生还在晚年主编了一部校译评述唐代陆羽《茶经》的专门著作《茶经评述》，以严谨的注释、丰富的内容为学术界所推崇和赞誉。《茶经述评》不仅注释校译《茶经》，还依《茶经》体例进行了大量的补充与拓展，推动了我国茶学的新发展，堪称“二十世纪的新茶经”，在茶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吴觉农先生自然而深刻地展示了与以往中国传统茶人不一样的文化风貌。可以说，正是以吴觉农为代表的中国茶人开始，中国的茶叶文明才逐渐进入到现代化的进程。吴觉农先生在当代茶叶文明史上的卓越贡献，使他在生前就拥有了“当代茶圣”之名，并得到了全国茶人的一致拥戴、全世界爱茶人们的深切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