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茶，经常会给人一种高度契合的感觉。那些柔弱与抗争的片断，颖悟与启迪的光影，那些人与茶之间美丽的相遇和契合，都点染着历史的沧桑与绵长。
在茶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无论是器物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女性，都是关联度很高的一种存在，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就如本文将要涉及的民国“茶馆女招待”这一主题，中国女性与“茶馆（楼）”这样的茶文化空间，竟然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中国近代性别秩序和角色的塑造。
尽管，她们只是中国社会史里最纤细的一笔，甚至没留下几个有份量的名字。我们寻常看到的，只是一个女性群体或欣悦或悲苦的模糊面容，以及她们辗转离去后无声的背影。
从近代社会开始，大量女性工作者开始出现在公共娱乐行业里谋求生计。她们的身影，闪现在茶馆、戏院、书场或舞厅之中。这是一个重大进步，为中国社会的公共娱乐生活注入了清新的气息，也在不经意间，改变了女性的公共角色和性别关系。
以汉口为例。这个城市借口岸通商之便，早在19世纪，就有女性出入于以往只有男人才能光顾的茶馆、戏院。在当时汉口最大的茶馆聚集地——后湖，她们时常结伴漫游，走累了便会到茶馆小憩片刻，并不理会这男性世界里投射来的目光——“后湖时有妇女结伴闲步，倦即愒坐茶寮，呼烟唤茗”；“弦歌喧耳，士女杂坐”（范锴：《汉口丛谈》）。另有一首《汉口竹枝词》则以更宽容和赞赏的口吻写道：“游观士女纷如织，茶坊无日无笙歌”。茶馆提供的演出与娱乐活动，是女子流连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中记：“望湖泉裹听笙歌，半是衣冠半绮罗。歇着数乘空轿子，惹他门口聚人多”，说明望湖泉茶楼里的女茶客，占据了茶客总数的一半。
当然这只是女性在公共娱乐场所的抛头露面，无关生计。及至民国，汉口女性在公共娱乐场所谋生，已是十分普遍。除了戏院中鬻艺糊口的女艺人以及舞厅的舞女，茶馆里女招待的形象，在人们眼中越来越熟悉。她们的茶艺、样貌和故事，也越来越成为茶客们，甚至是街头小报记者热衷的话题。
除了汉口，茶馆女招待还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纷纷涌现。对于以男性为主体的茶馆来说，女招待显然具有吸引顾客的天然优势。女性与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本就给人一种高度契合的感觉。女招待们具有心细、柔和、周到、和蔼的长处，在整洁干净的茶室环境中，以柔和细致的姿态为客人泡茶，展示得体到位、富有美感的冲泡礼仪，这样一种观感，的确会让人耳目一新，也显示了中国社会对女性的正面期待。
1933年，《镜报》刊载了一组竹枝词，其中有一首提到，每逢夏季，很多茶馆都聘用女招待吸引茶客：“活动招牌款客人，优昙化作女儿身。借茶索酒都随便，香火前生有夙因”。词作者对此还有专门注释：“汉市茶寮酒肆，一入夏令都聘有女招待以款顾客。一茶一酒，靡不称心；柳腰樱口，更足销魂。此例一开，门庭乃如市焉。”这说明，茶馆女招待已经成为一种新兴职业，成为当地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许多茶客都是冲着女招待而来，一些原本并无饮茶习惯的人，也因为女招待的特殊吸引力，愿意登上茶楼，享受浮生半日之闲。对一般茶客而言，女招待仅仅是一种服务性职业，并没有什么不妥。女招待倒茶的时候轻声细语，不似男跑堂那样动作躁切，会让人感到女子服务特有的温馨与舒适。她们穿着统一的服装，也足让人赏心悦目。有一段时间，茶馆经理还会给女招待订制学生服装，胸前挂起女学生的招牌，因为进入民国后，女子新学兴起，女学生那种不同于传统服饰的装束打扮，一派清新活力，引人瞩目，足以做为时兴的招徕手段。如是种种，都是女招待能够红火的重要原因。
据《漫谈广州茶楼业》记载，有一位名叫大娣的商人，借助于五四运动后初兴的女子实业运动，以女权平等为号召，“在永汉路现北京路附近高第街对面首创一家平权女子茶室，继又在十八甫开设一家平等女子茶室，由麦雪姬主持服务工作”，两间茶室从掌柜到企堂、喊买，全部由女子担任。由于女性服务的独特韵致，口碑生意俱佳。“此风一开，各茶楼亦纷纷雇用女招待”；以致“民国九年,各茶楼多用女招待”，女招待开始在广州一时无比兴盛。茶楼竞争升级后,一些茶楼又打出诸如“女侍皇后英倾城小姐恭候光临”的广告，门前挂生花牌匾，以此吸引茶客。当时的红牌女招待，更被人们称作“茶花”，冠以“公主”、“皇后”等称呼。女招待之当红，由此可见
可以想见，为了能在以男人为主的茶客世界中谋求生机，这些最早期的中国女性从业人员，多少要默认自己被观赏被凝视的境地。很多女招待也将人生目标定位于“找到如意郎君”，享受物质生活，并无更多独立自主的职业自觉。随着时间推移，也会引发人们的异议，中国早期的女权运动者林宗素，就曾对此有过相关的批评。
女招待最初的基本工作，仅是每天掂着茶壶为客人斟茶奉水、拿衣接帽、侍坐迎送等等而已，但随着女招待人数的日益增多，茶楼服务的更新叠代，这个职业也就慢慢有些变味。
毋庸讳言，对于男性顾客而言，女招待具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例如有一位记者坦承，自己一听见“女招待”三个字，便起了一种幻想的希翼，并且他和同事们都知道，“‘五号女招待’对待客人有一种超乎普通之外的感情”。（王志忠：《两个女人——在一天晚上的事》《武汉日报》），1932年）男顾客之间有时也会因女招待争风吃醋，甚至酿成冲突，如报纸上曾登载“大鸿楼”、“新四美”里发生的桃色新闻。尤其有一个时期，政府对娼妓的管制比较严厉，开始有私娼混入女招待行列，并以茶楼为平台招嫖，制造了不少麻烦与纠纷。这说明女招待进入公共服务行业后，虽初步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但仍缺乏较为稳定的伦理依据和人文环境。
当然更重要的冲突还是行业竞争。受时局影响，民国时中国城市服务人员失业是常态，以广州茶楼为例，有一年战乱频仍，近三百家茶楼酒室“一年内歇业者共三十六家”，“失业者达千人”，而女子茶室的生意一向要稳定些，这时茶楼男工便在其工会的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抵制女工的措施，有时还会“派人到女子茶室，施行种种捣乱”,破坏茶室的生意。
广州茶楼老照片
面对男工的莽撞行为，一些大茶楼的女招待不甘示弱，她们联合上书广东女界联合会，认为本市酒楼茶室不得添雇女工的举措，明显偏袒男工，严重违背了男女职业平等的原则，请“加以维持并乞转陈当道备察，免受外界推残”。
这样的行为令人赞叹，这些底层女性服务人员，面对冲突，并没有选择退让或忍气吞声，也许，正是茶室琐细的冲泡礼仪和劳作，催生了她们对自身状况的启蒙性思考，茶楼这样的公共空间，又使她们得以窥见时代和外面的世界，并对自己的职业产生了归属感和认同感，最终形成一种凝聚性力量，开始争取自己的正当权利。
女招待们的集体行为，使得广东女界联合会专门派出代表向省署请愿，请求省长取消关于茶楼女招待的相关不合理禁令。在代表们的据理力争下，时任省长陈炯明表示酒楼茶室本仍可雇用女工，但数量要严格管控，同时“各酒楼茶室房及门帘，须一律撤去，女工服饰，须格外朴实”，以维护风化。
尽管风波不断，当时《民国日报》一位署名啸霞的作者认为，“这事在我们看来，纯为恶社会罪恶底表现，不能专归咎于女工”。《妇女服饰的评论》则批评说，有伤风化之责任不在于女招待，而是“男子尊重妇女之心未兴”，这实在是超越时代的可贵言论。从现实生活着眼，大多数人对于女招待职业还是持肯定态度，认为是女性新开辟的职业，是女性职业发展扩张的必然，应鼓励其发展。
广州女招待，是为民国时期最早出现的女性服务从员群体，流风所至，香港茶楼老板纷纷效仿，招雇香港的青年女工来做“茶博士”，中环各茶楼女招待蔚然成风。虽说这个职业技术含量较低，但已然成为香港女性走入社会的先声，意义深远。
女招待在汉口、广州、上海出现之时,中国正处于一个令所有人感到陌生和奇幻的时代，烽火离乱，思想多元，乱花渐欲迷人眼，女性解放、男女平等域外观念纷至沓来。女招待群体因为人微言轻，他们在民国时期，在女权领域中的表现，显然有着时代的深刻印记，当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她们在经历不公平待遇时，认为应与男工同样享有选举等一切权利，也已经懂得借用恰当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在茶楼酒室工会举行理监事选举时,女招待们“决交由今日出席社会局调处会之代表，据理力争，并准备倘不能取得选举权，则另行筹组女职工联谊会，实行自力更生”，已经把女性解放的内容扩展到了争取选举权上。这种意识，即使对当时受良好教育的上层女性而言，也是相当匮乏的。
及至抗战军兴，这个群体也和这个民族一同觉醒，民族意识高涨，通过各种途径、方式为抗日救国做贡献。在一些捐献活动中,“尤以酒楼茶室女职工各会员捐输为踊跃。”在征募棉衣款运动中，她们不辞辛苦,“连日向茗客劝募”，部分茶楼的女职工，甚至还加入了当地的妇女抗敌同志会。
在茶叶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在光怪陆离的晚近中国，“茶馆女招待”这个不起眼的服务群体，留给我们的，只是漫长的历史画卷中，一个模糊的侧影。我想起兰姆在《古瓷器》中的一句话：“那些抽象的男男女女形象，漂浮在小小的瓷茶杯周围，展现一个无拘无束的世界……也许，在那遥远的美丽国度，空气洁净，阳光明媚，什么东西看上去都是这样的。”
这是异国文明对东方茶与人的浪漫想象。真实的生活当然不会这样浪漫，触目所及，都是卑微生计与一地鸡毛，充满了困惑、冲突和哀愁，女性的角色与生活的境遇，更是限制了她们。但这一切，毕竟都留存了下来，让我们看到了女性与茶文化空间高度契合的精神关联。可想而知，这些柔弱与抗争的片断，颖悟与启蒙的光影，这些人与茶之间的相遇和契合，随着时间的流转，还将继续演绎动人的光阴故事，点染历史的沧桑与绵长。
作者简介：刘东黎，中国林业出版社社长，总编辑，著名作家，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