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牧地数量大大超过前代，不需要多长时间，滋生繁殖的马匹已骊黄遍野、云锦成群，以前遥远偏僻之地生长的马匹，都得以相同的马槽上喂养、生息。
一时间马源充沛，传统的茶马贸易显示出它的单调和繁琐，免去无马之虞，统治者终于可以精神抖擞一下，对茶马互市的管理难免松懈，再加之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萌芽，民间市场开辟，使得官方对茶马贸易的调控和主导失去了时代背景，导致其地位下降，难以复兴。
久旱逢甘霖，西北商埠重镇兰州，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在茶马贸易渐趋衰败之际，勇挑重担，完成了茶马贸易向民间商品等价交换的过渡和转变。
甘州，唐代时曾被吐蕃控制，后又成为回鹘领地。宋代时划入西夏，元代复设甘州，明代曾设立甘肃卫，有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在此办公，清代改为甘州府，治所即甘肃张掖市，甘州茶马司建于明正统以前，正统八年曾撤销，嘉靖四十二年重新建立，清代加以沿袭。
甘州茶马司迁入兰州后，共有西宁、庄浪茶马司，统归兰州道治理，处于西北古关隘军事要塞之地的兰州，以战略屏障闻名于世，其以天险著称的军事功能削弱后，商业贸易功能快速提升。
有资料称，兰州“云雷天堑，金汤地险，名蕃自古皋兰，营屯绣错，山形米聚，喉襟百二秦关”，是雄关险峻的兵家必争之地，“屏障中原，联络西域，襟带万里”，是黄河天堑的重要渡口。“货运塞途，信史络绎，茶马互市”，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兰州之州名，始于隋开皇元年，文帝废郡置州后设立的兰州总管府，因市南有巍峨挺拔的皋兰山而名之“兰州”。兰州，边陲重镇，东有关陇，南连巴蜀，西接河湟，通西域，自古以来，一直是中原跟周边少数民族的缓冲地带，具有“座中四联”的地缘位置。古代的兰州曾是“茶马互市”的著名商埠重镇，也是丝绸之路上的交通要道，号称“四省通衢”，被誉为“丝绸之路上璀璨的明珠”。
兰州成为清代中后期茶马互市的主阵地，原因有三，一是独特的地缘位置，二是政治中心的迁移，三十茶马司的合并。
这样的地理条件，更利于四方联动，发挥贸易便利的优势，且自唐代丝绸之路的贯通，成为兰州经济大动脉，明清时渐趋衰落，因其茶马交易的频繁，完成复兴。清代茶马古道和丝绸之路在兰州出现重合、交叉，道路的功能得到提升和完善，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商品经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茶马贸易得以重振雄风。“金城置郡几星霜，汉代穷兵拓战场。岂料一时雄武略，遂令千载重边防。”谭嗣同对兰州的评价没有刻意的奉承，而是平添了一股意气风发。
乾隆二十九年，清政府令陕甘总督杨应琚自河西肃州行营移治兰州，兰州从此成为西北地区的政治中心。由于青海、新疆、西藏、内蒙古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渥洼天马皆枥上之驹”，天马从此过，不搞腾云驾雾的特权，也只有从金城关过，才叫真正地入乡随俗，吃苦耐劳。
《丹噶尔厅志》卷五记载，茶叶从兰州运来，每年大约一万余封，大半出售给蒙番，每封现价二两，共得银二万两。此外如黄茶、砖茶，虽然禁止交易的法令异常严格，而番僧蒙番私下在境内交易的现状屡禁不止。
《兰州城关史话》记载，马滩是茶马司临时圈养马匹之地，明代，兰州茶马互市日趋繁荣。清初，兰州成为陕甘总督驻节之地，乾隆二十五年，庄浪、西宁、甘州三茶马司被并入兰州道治理，清政府茶马贸易改革的调整，使兰州成为重要的茶马集散地，西北茶马互市中心，也是羊毛、药材集散地。
道光《兰州府志》卷五《田赋志》记载，兰州道分管西北茶马交易事务，分为西宁、庄浪、甘州三司，兰州属于甘州司，有九千九百八十二道换取茶叶的凭证，每一引抽取一定的茶叶作为税赋，十封中一封充当税赋，九封以饷银兑买。
乾隆时期，罢中马之制后，改为向商家征收税银，从事民族贸易的自由度更大。
在兰州，交易形式再简易，也得过道关——金城关，再牢固的城桓也都经不住岁月的指认，再稳健的脚步，也都被时光的潮水淹没。如果给兰州的集体奖是流动红旗，给关口上的奋威将军岳钟琪，该颁发一些什么呢？发一个羊皮筏子吧，在水面上感受一回沉浮的快感，多带些茶叶，锦衣夜行，告老还乡。
金城关，源于西汉武帝时在黄河岸设置的金城津，是为大汉王朝一统天下的梦想而设。汉武帝元狩二年春，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西征匈奴返回，在黄河南岸修筑城堡，设置了金城县，并在大军渡河处设立了金城渡。从这里渡过黄河后，西北取道永登可达河西走廊，直抵西域。西南沿湟水而上，可抵青藏高原，南面越南山，可达今临夏州和临洮及关中地区。北周武帝时，金城渡移至今黄河北岸中山铁桥西约1公里白塔山腰处。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在白塔山山下修建了金城关，拱卫渡口。唐玄宗天宝年间，著名边塞诗人岑参在赴安西任所，途经金城渡时曾登临关楼，写下了《题金城临河驿楼》：“古戍依重险，高楼见五凉。山根盘驿道，河水浸城墙。”从这位边塞诗人的吟唱中，不难想象金城关当时的雄伟和险要。
天时、地利都具备了，兰州茶叶的繁盛还仰仗人和一点，此时，左宗棠以政治家的身份登场，总揽陕甘军政大权，他的第一张牌，也是尤为后人称道的整顿西北茶政，让昔日依山距河、飞鸟难渡的金城关，变为人流涌动、热闹非凡的贸易必经地。
战事平定后，左宗棠着手改革茶法。他免除历年积压的商家税务，组建以湖南茶商为核心的南柜，扩大茶销规模。改“茶引”为“茶票”，每票40引，可购正附茶51.2担，严格了税收管理。并利用湖南人际关系，与湖南当局达成协议，对持有兰州茶票的茶商运茶过境时，只征收两成的税金，其余八成由陕甘督府补贴，在湖南应解甘肃的协饷内划抵。
新茶法的问世无疑给兰州的茶叶贸易打了一剂强心针。后人这样评价左宗棠：
左宗棠的制度自从实施以来，挽回了咸丰、同治年间西北茶叶停销、积压，经营不善、销售困窘的大局，也奠定了六十多年西北茶叶畅销无阻的基础。
至此，在兰州为中心的茶叶自由贸易的带动下，民间市场大门完全开启，从明代开始，一直到清代后期关于官营茶马贸易和民间交易的跷板完全倾斜。
双脚没在河水中，我有幸细心地感受了这一段关于兰州的茶文化。上岸后光着脚，懒懒地在河边打个记号，不知不觉就睡着了，黄河中流汹涌的涛声击打梦境，我不会醒来，因为我深刻地知道，那些光着脚片子休息的，是茶贩子，不是人贩子，我还是我，只有记忆被拐卖，至跌宕起伏的历史长河中，颠沛不止，难以给我一副清晰完整的可以朝拜的尊容。
那些上了岸而踪迹无定的茶商呢？河水淋湿的是鞋和脚，总是无法浸透兰州这座茶风涤荡的古城，一段互市的刻骨记忆。(据郝炜著《茶与马在山河的旧梦里》)
